作者：李宣澤
本文感謝
立詳法律事務所張宸浩律師法律諮詢
精神科唐嘉宏醫師校稿。
從八里雙人命案、嘉義醃頭案、鄭捷事件到今天發生在內湖的不幸事件，判死廢死的爭議不斷，但更令人擔憂的，是犯案者想要利用刑法的漏洞，藉由「精神鑑定」脫罪。但，真的有多少漏網之魚，能夠藉著這個管道逍遙法外？現實告訴我們，好險，沒這麼簡單。
所謂「精神鑑定」，是指為了判斷犯案者在「犯案的當下」是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以致於他無法判斷是非善惡而犯罪。通常由精神科醫師經過會談、筆錄、智力測驗等方式，並與心理師合作進行心理衡鑑來診斷。而易引起爭議的法條，在於新修正後的刑法第 19 條：
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，不罰。
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，顯著減低者，得減輕其刑。
「所以，如果鑑定通過，我就可以殺了人而不被判死刑，甚至不被判刑囉？」這是社會大眾最擔心的法律漏洞，因為萬一每個殺人犯都咬定自己有精神疾病，在鑑定當下又裝瘋賣傻並成功矇混過關，那我們的生命財產誰來保障？法律又怎麼還給人民一個公道？
幸好，即使犯案者知道這條法律而提出精神鑑定的要求，台灣的司法也不是傻子。在「不罰」或「減輕其刑」的結局落定之前，犯人至少要通過三關嚴密的控管。
這三關，就是我們的醫師、法官、檢察官。
醫師：光是診斷並不夠，還得證明有發病
嫌犯要通過精神鑑定，醫師的診斷至少有兩個層次：
- 嫌犯確實罹患精神疾病
- 嫌犯犯案「當下」，精神疾病確實「發作」
回頭看刑法第 19 條的開頭，在在強調「行為時」因精神障礙⋯⋯「行為時」因前項之原因⋯⋯，就是要避免犯案者拿「一日精神病、終身精神病」作為藉口規避刑責。換言之，今天就算犯案者就醫紀錄確實記載明確診斷精神疾病，只要沒辦法證明犯案當時疾病發作，他仍然會被當作具有判斷力的一般人，不符合從輕量刑的條件。
以今天這個案子來看，就更讓人鬆了一口氣 —— 犯案者雖然曾在民國103年到精神科就醫1次，但僅僅是「情緒不穩定而留院觀察，第2天即出院」。院方也表示，就醫資料不足，無法證明有精神疾病。也就是說，單單「確實罹患精神疾病」這條就已經模稜良可，精神科醫師要鑑定他犯案「當下」精神疾病確實「發作」？更是強人所難。
所以在這第一關，犯案者就很有可能被駁回。但萬一真的醫師鑑定通過，犯案者是否就高枕無憂呢？未必，因為還得面對第二關 —— 法官的自由心證。
法官：自由心證，未必醫師怎麼說就怎判
醫師的工作是提供專業意見，但法官會不會採納？因人而異。根據最高法院在民國 92 年第五次刑事庭會議中所作出的決議：
刑事訴訟法採職權調查主義， 鑑定報告只為形成法院心證之資料，對於法院之審判力並無拘束⋯⋯法院仍應本於職權予以調查，以期發現事實之真相，不得僅以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依據。雖說大多數法官會尊重專業醫師的判斷，但若法官對精神醫學或心理學有自己的見解，或甚至在過去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有所經驗，依舊有可能決定不採信醫師的鑑定結果，將犯案者以正常人定罪。
那萬一在地方法院的第一審，法官採信了醫師的精神鑑定並且輕判，事情是否就無可挽回了呢？放心，以這次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，一定有一個人會對犯案者求處死刑，並且不計一切代價也要發起再上訴。這個人，就是防範漏網之魚的最終守門員 —— 檢察官。
檢察官：捍衛正義，上訴到底。
殺人罪作為「非告訴乃論罪」，政府會有專門負責的檢察官為民眾向罪犯提起訴訟、求處重刑。以今次眾目睽睽下犯案、罪證確鑿的案件而言，死刑一定是不二目標。因此，就算第一審地方法院從輕量刑，檢察官也會提請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發起二審、三審，甚至更一審、更二審⋯⋯最終目標，自然是要犯案者像多年前白曉燕案三嫌一樣，因罪伏法。
所以，對於大多數人可能最難接受的狀況，就是犯案者因為曠日廢時的纏訟而「多活好幾年」。從一審輕判、二審重判、三審又減輕量刑、更一審又重判死刑......甚至可能社會大眾都忘了這個案件之後，犯案者還在牢裡啃著饅頭，安然無恙。
但，既然我們活在逐步邁向法治的台灣社會，就要學著相信司法會發揮應盡的功能，給全民一個合理的交代。我個人當然也很期待這樣殘忍的ＸＸ（消音）能夠明天就被槍斃，但法律該有的程序，還是要耐著性子尊重。
犯案者可能狡猾，但檢察官也絕不吃素。這個守門員，我對他有信心。
但，就算犯案者上了電椅，事情就結束了嗎？
把惡魔送回地獄是很爽快，但悲憤之後，我們是否能能做什麼，避免這樣的悲劇再度發生？
近來看了一些日本的獵奇漫畫，總有一種感覺 —— 「日本這個社會是不是生病了？為什麼殺人、屍體在漫畫作品中越來越常見，而且死法越來越驚悚，人數也越來越多？」，才正納悶著別人家的怪誕，沒想到就在自己眼皮底下，台灣這類案件也一個一個冒出來，讓人不禁顫慄。
這是一個單純的個案，抑或社會變遷下結構性問題所導致？如果是後者，在我們把犯案者送上電椅或槍斃之後，會不會有下一個，甚至下一批殘忍，平時卻根本看不出來的兇手？我不是心理學的專家，也沒有社會學專業訓練。但我也真的想知道，除了寫寫文章，分析「兇手沒這麼容易脫罪」之外，我還能做些什麼？
有一位熱血的網友，在我的臉書上留言：
我們可以推廣建立社區排班的守望、維安團體，家長可以多個家庭組一個合作團體，排班接送小孩，或是輪流帶自己團體內的各家小孩出去玩，一來安全，二來家長負擔減輕。另外，我希望臺灣能以社區為單位，開班教導民眾基礎防身知識，至少要教「空間安全規劃」、「基本衝突對應心理建設」、「辣椒噴罐使用法」、「類似krav maga的速成、實用取向武術」。確實，我們沒有讓孩童 100% 安全的方法，因為就連先進國家也會發生兇殺案和恐怖攻擊，但誠如該網友所述：
臺灣「該做但還沒做的事」很多我們可以譴責無良媒體、辯論死刑存廢、痛罵圍毆兇手，但，我們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。就像這位堅強的媽媽說的：
我真的很希望政府、各級單位，能夠做些事情，讓媽媽安心帶小孩，或是讓媽媽安心工作⋯⋯另外我認為，這樣的隨機殺人事件，兇嫌基本上在當時是沒有理智的，這不是靠立什麼法，怎麼做處置，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，我還是希望能從根本，從家庭、從教育，讓這樣子的人消失在社會上面，讓我們的子子孫孫都不要再出現這樣子的人。我無法想像這位母親理性的背後，是多少夜以淚洗面的開始，想到，就令人鼻酸。
最後，引述呂秋遠醫師的評論「十不十要」的最後一句
回家時，請擁抱你身邊的人
願
死者安息，生者堅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