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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1月8日 星期二

凌晨兩點半的送行者,你,遇過嗎?



李醫師,十樓XX床的病人沒有心跳了,要麻煩你宣一下(註1)

帶著微乾的嘴唇和喉嚨,熟練地踢開值班室的被子、套上口袋裝滿筆、血氧計、印章的白袍,我踏上佈滿歲月痕跡的布希鞋,往十樓走去。

沒算錯的話,這是我到內科工作以來第十次值班,也至少是第七次宣告死亡。這頻率和數量遠超過我之前從實習到仁愛的總和,一個半月不到就送走七床病人?平均一個星期送走一位,我真不知道這算多還是算少,當中是不是有什麼功課讓我學習?

因為推廣 DNR(不急救)的緣故,現在臨終病人不再是值班醫師的夢魘 —— 在過去,沒辦法預立意願或同意書的時候,病人狀況變差不是電擊、就是壓胸 CPR,就算救得回來,肋骨也斷一半。不管是末期(急救回來也沒太大意義的病人)或一般病人,都得這樣折騰,可想而知,值班醫師的壓力就大了。只要交班說今天晚上有「危急病人(Critical)」,就要不禁開始擔心自己今天到底能睡到幾個小時。


但現在,因為推廣安寧,不少病人或家屬早早就決定「不插管、不壓胸、不電擊」,因此重大疾病到了末期,沒有多餘的藥物或機器「延長」壽命,而當到了回家那一刻,住院醫師的工作也就不是打仗,而是冷靜、穩重地向家屬宣告死亡的事實,並協助後事的處理。

對於老一輩的醫師來說,這可能是對以「救死扶傷」的醫師這個行業的一種侮辱;但在人口老年化,隨便一個阿公阿嬤身上都帶著三、五種病的時代,我認為這種「提早放棄」的思維,對於醫病雙方都未必不是好事:

對於家屬和病人來講,免於額外的痛苦和拖延,能讓他們更珍惜病人還在世的時間;

對住院醫師來說,也是提早學習用平常心面對生離死別,不至於像過去某些前輩,都當了主治醫師了,但在病人面前就是永遠沒辦法告訴他「你會死」。

上個月也發生一個故事,讓我好感慨:某天週六,從婚禮完去買了點禮物給女友,搭捷運回到萬芳醫院站,恰好是大小夜交班五點。我突然想到自己在九樓有一床病人狀況不是很好,家屬幾乎天天在找醫師,於是想說:

還是去看一下吧?雖然今天沒值班

結果到了九樓,發現那一間病房正在消毒,但其他同房的病床都被推到走廊暫歇,就是沒看到我的病人,一問之下,居然下午兩點的時候走了!我的天哪,也不過二十四小時沒看到他而已啊⋯⋯

所幸,因為在病人往生前兩天,猶豫不決的家屬總算簽下了 DNR 不急救同意書,使得病人沒有在週末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,經歷插管壓胸電擊之苦。我沒有時間多想,直接衝下地下二樓,見到平時照顧病人的小女兒,以及從國外趕回的小兒子、媳婦,總共五位家屬都在。

我不知道為什麼,在跟遺體合十的時候一度哽咽,是慚愧?感恩?還是?還好家屬的態度都很好,一直謝謝我⋯⋯謝謝我的「照顧」,謝謝我的「熱心」⋯⋯

雖然我明知,其實病人來的時候,我們能做的已經不多。

只是,真的沒想到這麼快。

我留了電話跟電子信箱給他們,說之後希望有機會可以幫阿伯上香,也強調了對親人哀傷輔導的重要性。這個禮拜,是病人的告別式,我因為開會加上照顧病人而錯過了,但之後會再跟他們家人保持聯絡吧?也許?

有時想想,我是不是很適合走安寧?不怕悲傷的家屬、不怕末期的病人。實習醫師最後一個月,我也是和一家人因為癌末病人成為好友,至今保持聯繫。或許,我真有這點天份?

學得早也好,學得快也罷。在這個高齡化社會,或許,有更多關於生死的議題,等待我們去討論和宣導。






註1:指確認病人沒有心跳、血壓、瞳孔反射之後,宣告病人死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