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醫師，十樓ＸＸ床的病人沒有心跳了，要麻煩你宣一下（註1）
帶著微乾的嘴唇和喉嚨，熟練地踢開值班室的被子、套上口袋裝滿筆、血氧計、印章的白袍，我踏上佈滿歲月痕跡的布希鞋，往十樓走去。
沒算錯的話，這是我到內科工作以來第十次值班，也至少是第七次宣告死亡。這頻率和數量遠超過我之前從實習到仁愛的總和，一個半月不到就送走七床病人？平均一個星期送走一位，我真不知道這算多還是算少，當中是不是有什麼功課讓我學習？
因為推廣 DNR（不急救）的緣故，現在臨終病人不再是值班醫師的夢魘 —— 在過去，沒辦法預立意願或同意書的時候，病人狀況變差不是電擊、就是壓胸 CPR，就算救得回來，肋骨也斷一半。不管是末期（急救回來也沒太大意義的病人）或一般病人，都得這樣折騰，可想而知，值班醫師的壓力就大了。只要交班說今天晚上有「危急病人（Critical）」，就要不禁開始擔心自己今天到底能睡到幾個小時。
但現在，因為推廣安寧，不少病人或家屬早早就決定「不插管、不壓胸、不電擊」，因此重大疾病到了末期，沒有多餘的藥物或機器「延長」壽命，而當到了回家那一刻，住院醫師的工作也就不是打仗，而是冷靜、穩重地向家屬宣告死亡的事實，並協助後事的處理。
對於老一輩的醫師來說，這可能是對以「救死扶傷」的醫師這個行業的一種侮辱；但在人口老年化，隨便一個阿公阿嬤身上都帶著三、五種病的時代，我認為這種「提早放棄」的思維，對於醫病雙方都未必不是好事：
對於家屬和病人來講，免於額外的痛苦和拖延，能讓他們更珍惜病人還在世的時間；
對住院醫師來說，也是提早學習用平常心面對生離死別，不至於像過去某些前輩，都當了主治醫師了，但在病人面前就是永遠沒辦法告訴他「你會死」。
上個月也發生一個故事，讓我好感慨：某天週六，從婚禮完去買了點禮物給女友，搭捷運回到萬芳醫院站，恰好是大小夜交班五點。我突然想到自己在九樓有一床病人狀況不是很好，家屬幾乎天天在找醫師，於是想說：
還是去看一下吧？雖然今天沒值班
結果到了九樓，發現那一間病房正在消毒，但其他同房的病床都被推到走廊暫歇，就是沒看到我的病人，一問之下，居然下午兩點的時候走了！我的天哪，也不過二十四小時沒看到他而已啊⋯⋯
所幸，因為在病人往生前兩天，猶豫不決的家屬總算簽下了 DNR 不急救同意書，使得病人沒有在週末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，經歷插管壓胸電擊之苦。我沒有時間多想，直接衝下地下二樓，見到平時照顧病人的小女兒，以及從國外趕回的小兒子、媳婦，總共五位家屬都在。
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在跟遺體合十的時候一度哽咽，是慚愧？感恩？還是？還好家屬的態度都很好，一直謝謝我⋯⋯謝謝我的「照顧」，謝謝我的「熱心」⋯⋯
雖然我明知，其實病人來的時候，我們能做的已經不多。
只是，真的沒想到這麼快。
我留了電話跟電子信箱給他們，說之後希望有機會可以幫阿伯上香，也強調了對親人哀傷輔導的重要性。這個禮拜，是病人的告別式，我因為開會加上照顧病人而錯過了，但之後會再跟他們家人保持聯絡吧？也許？
有時想想，我是不是很適合走安寧？不怕悲傷的家屬、不怕末期的病人。實習醫師最後一個月，我也是和一家人因為癌末病人成為好友，至今保持聯繫。或許，我真有這點天份？
學得早也好，學得快也罷。在這個高齡化社會，或許，有更多關於生死的議題，等待我們去討論和宣導。
註1：指確認病人沒有心跳、血壓、瞳孔反射之後，宣告病人死亡。
